
一、在世界影像学浪潮中的中国奠基者炒股配资找配资
在中国医学影像学的发展史上,刘玉清院士既是中国医学影像学学科体系构建的主要奠基者,也是中国心血管医学影像学科的公认创始人之一;他因病于2026年4月6日逝世,享年103岁。
回望近六十余年,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是自1895年伦琴发现X线以来影像学突破最快、变革最剧烈的时期。医学影像学已经成为现代医学最重要的支柱性学科之一,深度嵌入几乎所有临床专科,是支撑当代诊断与治疗决策不可或缺的基础平台。可以说,没有现代影像学,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微创化和精细化的现代医学。
中国从薄弱起步,到在1990年代中期基本建成“诊治兼备”的现代医学影像学体系,这一跨越凝聚了两三代影像学人的心血,也浓缩在刘玉清个人的学术轨迹之中。
在欧美,CT、MRI、核医学和介入放射学的兴起,推动放射学(radiology)自然演变为医学影像学(medical imaging)和影像指导的治疗(image‑guided therapy);而在中国,同样的技术浪潮必须穿过更加复杂的资源紧缺与适应国情。
刘玉清的独特之处,不只在于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全球趋势,更在于他能在世界最前沿和中国国情之间搭建一座座可行的桥,用一套又一套前瞻而务实的选择,为一门从无到有的学科预先设计好成长路径。
二、从X线到心血管放射学:综合诊断方法论的奠基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前身—解放军胸科医院逐渐转型为心血管专科医院,在这一关键转折期,放射科如何不被边缘化,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刘玉清一方面推动传统的“X线‑病理对照”向“X线‑手术对照”过渡,努力让影像发现与手术所见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结合多年的实践,他提出了以“X线‑临床‑心电图三结合”为核心的心脏X线诊断思维和诊断流程。
这种综合诊断方法,使放射科医师能够从单一图像阅读者,转变为与临床医师平等对话的诊断者:他们既能提出临床医生未曾注意的诊断问题,也能纠正某些不当的临床印象,从而赢得临床一线的信任。
刘玉清还反复要求年轻医生主动查房、亲自观察病人,将X线所见与临床表现、心电图变化一一对照,养成“以影像为主、兼顾全局”的分析习惯,这套基本功后来自然延伸为中国心血管放射学、乃至介入放射学训练体系的基础框架。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看,这一阶段的工作,其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了多少病例”,更在于把影像从“辅助检查”转变为具有独立判断力的临床诊断方法论,这些探索,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放射科临床化”的学科愿景,放射科从单纯的检查与报告平台,逐步走向在多学科诊疗(MDT)中直接参与疾病评估、治疗决策和随访管理的临床性学科。
就整体实践而言,目前距离完全意义上的“临床科室”仍有差距,但在结构性心脏病、肿瘤介入等领域,影像科/放射科医师以团队核心成员身份深度融入诊疗流程,已经为这种转型提供了相当扎实的实践基础。
三、从“放射学”到“现代医学影像学”:体系设计者的角色
1972年CT问世,随后超声、放射性核素成像、磁共振成像(MRI)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相继应用于临床;在欧美,正是这些技术的接力出现,使“radiology”逐步扩展为多模态的“medical imaging”。 时值“文革”后期,业务刚恢复不久,刘玉清已经敏锐意识到:这一串新技术,意味着放射学正在向全新的影像学体系过渡。
1974年前后,他在国内率先提出“医学影像学”这一新概念,并于1977年发表文章较系统地向国内评介《电子计算机X线扫描体层摄影及其临床应用》的概况;1985年又翻译介绍了“CT电影扫描”等电子束(超高速)CT心脏成像新技术,在设备尚未普及之前,先在理论上为新一代影像开辟位置。他并不把自己定位为“新设备介绍者”,而是把这一轮技术汇集,视为重构整个学科的契机。
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他在多篇论文和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持续阐述“现代医学影像学”的构想:影像诊断学与介入放射学,尤其介入治疗,应共同构成诊治兼备的现代影像学;国外发达国家在1980年代中期已基本形成了这样的体系,而中国有望在1990年代中期完成追赶。
2000年,在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推动下,他又组织放射学(含介入)、超声、核医学等领域的代表性专家召开《医学影像学前沿》讨论会,并于2001年出版《医学影像学展望及发展战略》,从顶层设计角度系统提出中国医学影像学的21世纪发展路线图。
换句话说,刘玉清不仅参与了新技术引进,更主动承担了体系设计者的角色,通过概念创新、会议组织和战略论著,把原本散碎的新技术,整合进一个清晰的现代医学影像学”学科框架之中。
1994年,刘玉清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首批院士
四、“大影像”的两步走:国情化的学科重组方案
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在大城市和大型医院已基本建成包括CT、MRI、超声、核医学、DSA等在内的现代影像配置,但在组织形态上,放射(含介入)、超声、核医学仍然分属不同科室,处于典型的分割状态,难以支撑新一代交叉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刘玉清在这一阶段提出“大影像”理念,其核心不只是简单“合并科室”,而是提出了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渐进式整合方案。
他主张诊治兼备的现代医学影像学科,应由影像诊断、超声、核医学和介入治疗等亚专业组成,并按照神经、心胸、腹部、骨关节等疾病系统进一步分工,与临床大内科、呼吸、心脏、消化等相对应;影像学住院医师应接受全面的诊治训练,高年主治和专家则可在不同系统形成专长。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联体学部+统一学科”的两步走策略:第一步,先组成“联体式的医学影像学部”,在保持科室相对独立的前提下,通过联合学术活动、协同科研和教学,实现实质上的“大影像”运作;第二步,再在条件成熟时,逐步组建真正统一的医学影像学科。
这套方案兼顾了国际经验和中国医院管理的现实条件:既避免简单照搬欧美模式,又为未来真正的一体化学科预留了制度接口。许多医院后来推进“大影像”改革时,实际采取的正是类似的“两步走”路径——这一点,使刘玉清不仅是理念的提出者,也是组织实践的“隐形设计师”。
五、介入放射学与“第三大诊疗技术”:正名与自我约束
介入放射学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外逐渐广泛应用,1980年代进入黄金期,越来越多被界定为“image‑guided therapy”而非单纯造影技术。中国在1980年代初才起步,但发展迅速,尤其是在介入治疗方面。刘玉清既敏锐把握了这一趋势,又始终保持清醒的自我约束意识。
他参加1986年第一届全国介入放射学研讨会时,就围绕“心脏介入放射学的现状与展望”做了系统报告;1989年出任中华放射学会主任委员后,于1990年组建介入放射学组,极大推动了相关学术活动。
1996年,在国家科委、卫生部和国家医药总局支持下,他主持召开《中国介入医学发展战略及学术研讨会》,首次明确提出介入诊疗已成为与内科、外科并列的三大诊疗技术之一,并据此推动“介入诊疗技术及相关器械、器具的应用研究”列入“九五”医学攻关项目。
从学科发展角度看,“第三大诊疗技术”的提法,是一次高度精炼的正名:它将国际上关于介入放射学临床专科化的讨论,转译为一句具有战略指向、又便于从管理角度的理解和执行。它为介入团队争取到床位、手术机会和独立科研方向的正当性,也在青年医生心中树立起“影像医师同样可以站在手术台边”的职业想象。
但与此同时,刘玉清也敏锐察觉到介入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一是“滥用”,即不具备条件的单位盲目开展“插管治疗”;二是把介入从影像体系中割裂出去,成立完全独立的“介入科”。对此,他一方面主张通过培训和临床路径规范化,提升介入质量,另一方面强调介入放射学应作为医学影像学科的组成部分,与影像诊断优势互补,而非完全脱离。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放射学会及相关专业学会在多版文件中,都将介入放射学明确界定为放射学体系内、以影像引导为核心的临床亚专科,而非独立于“大放射学共同体”之外的学科,这与刘玉清此前的主张不谋而合,也从国际侧面印证了他的判断。
在他看来,介入放射学和整个医学影像学的现代化,不仅是技术更新,更是学科身份的再定位:要使人们正确认识影像学是临床诊疗科室(或专业),能够提供先进的诊断和治疗技术,并使病人受益;要把人们对影像医师的认识,转变为既是诊断又是治疗的医师。
1984年6月,刘玉清应邀赴美波士顿哈佛医学院Brigham & Women'shospital做专题学术报告,并被聘任为美国哈佛大学放射学客座教授,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放射学家
六、“综合优选”的影像观:在设备充分时代尤显珍贵
随着CT、MRI、DSA等高端设备在中国的逐步普及,社会上曾一度流行一种朴素但危险的想法:只要是“最新”“最贵”的检查,就一定“更全面”“更准确”,甚至出现对单个病人重复安排多种高端检查的倾向。面对这一潮流,刘玉清并未简单“顺势而为”,而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持续提出“影像学综合诊断优选应用研究”的主张。
在他看来,迄今没有任何一种影像技术能够提供全部所需的诊断信息;真正负责任的影像医生,必须在多种技术间研究其诊断性能(优势与不足)、效益/价格比以及有创性/安全性比,根据具体病种和病程阶段,从中优选出对患者和国家都最为合算的组合方案。他主持了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组织的大型诊疗设备临床应用规范化研究,为CT、MRI和心血管造影三类设备提出了“主要适应证、一般适应证和非适应证”的分级标准,实际上就是在制度层面落实这一“综合优选”的影像观。
今天,当中国影像设备总体水平已经大体追平乃至在某些领域开始赶超国际同行时,这种“综合优选”的克制与自省显得尤为难得。在AI、远程会诊和大数据迅速发展的当下,影像学真正的挑战已不再是“有没有机器”,而是如何在合适的时间为合适的病人选择合适的检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能改变结局的地方——这一点,正好与刘玉清当年的主张形成跨时代的呼应。
七、从“大影像”到结构性心脏病团队:理念在新场景中的延伸
如果说20世纪末的“第三大诊疗技术”是对介入放射学的正名,那么21世纪的结构性心脏病团队,则是这一理念在新疾病场景中的具体落地。结构性心脏病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在欧美已催生出“结构性心脏病影像亚专科”(Structural Heart Disease Imager, SHDI),这类专家被视为heart team的“眼睛”,贯穿病例筛选、术前规划、术中导航和术后随访全程。 欧洲心血管影像学会的立场文件更提出,要为“结构性心脏病介入影像医生”设计独立培训路径和能力清单,强调他们既是影像专家,也是参与临床决策的心血管医生。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阜外医院等中国顶级心血管中心逐渐形成的“内科+外科+影像”的结构性心脏病团队,与全球“Heart team+SHDI”的模式高度同构。这种“多源流汇合”的结构,恰好体现了刘玉清“大影像”和“放射科临床化”的双重追求——影像学内部不再按物理原理割裂,而是围绕心血管这一疾病系统整合资源;影像医生则以明确的临床身份,而非幕后技师,参与复杂介入决策和操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阜外的结构性心脏病中心,既是胡盛寿院士等推动“微创+结构修复”战略的产物,也是刘玉清“第三大诊疗技术”和“放射科是临床科室”等思想在新技术条件下的现实延伸:在影像引导下,影像医生与心内、心外站在同一张手术台边,共同决定患者的诊疗策略。
1989年第六届全国放射学大会于武汉市召开,刘玉清当选为第七届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主任委员
八、面向未来的追问:中国影像学何去何从?
回望刘玉清的一生,可以看到一个贯穿始终的判断:每一次新器械、新技术的出现,对影像学来说既是机遇,也是考验。 CT、MRI、DSA、介入放射学乃至今天的AI与远程会诊,都不只是多了一台机器那么简单,而是在悄然打开一个新的战略窗口——谁能够在第一时间看清它真正改变的是什么,提出与之相适配的发展路径和学科布局,把技术红利尽可能转化为百姓受益,谁就有可能在这一轮浪潮中站稳脚跟;反之,如果只是把新技术当作炫耀资本,要么视而不见、白白错过机会,要么随波逐流,最终不过是为别人设计好的技术轨道上滑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次技术风口,都是时代给全体影像学人的共同考题。
从学科发展视角回顾刘玉清的工作,最终不应止步于赞颂,而应转化为对当下和未来的追问。我们至少可以提炼出几条值得后人长久思考的线索:
第一,保持对全球趋势的敏感,同时坚持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路径。无论是针对医学影像学,还是“第三大诊疗技术”的提法,其价值都既在于准确把握世界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
第二,把新技术的突破与本土临床问题紧密结合,努力缩短从首台设备到日常工具的时间。从DSA到心血管MRI,他的实践一再证明,只有真正嵌入临床工作,技术才会成为学科发展的主干,而不仅仅是精美的图片。
第三,在学科定位上坚持临床主体性,把影像学从检查拉回临床。这不仅关乎影像医师的职业身份,也直接决定了影像学在多学科诊疗中的话语权;在AI和大数据时代,这一点只会更加重要,而不会被削弱。
第四,重视跨代际的学术共享与共同体建设。面对以人工智能、分子影像和远程医疗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浪潮,中国影像学人能否像前辈那样,把个人见识转化为集体能力,并在国际合作中保持开放而自信的姿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能否抓住新一轮同步发展的窗口。
今天,当中国影像设备的整体水平已经不亚于国际同行,部分高端CT、MRI和数字化X线系统实现国产化并走向海外市场时,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有没有机器”转向“用这些机器做什么”。 在未来影像引导治疗不断向智能化、网络化演进的过程中,一个带有刘玉清式追问的问题,也许值得长久悬置在后人心中:在“第三大诊疗技术”这条道路上,中国影像学究竟将如何继续向前,又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重塑这一全球性的医疗版图?
在中国医学影像学的成长轨迹上,刘玉清几乎以一生的临床实践和持续不辍的著述与思考,为这门学科写下了自己的注脚。若从历史的高度回望,他留给后人的,也许不是某一部著作、某一篇论文,而是一种面对世界科技浪潮时的基本态度,既不自卑也不自满,既要看得见最前沿的光,又要脚踏实地在中国土地上一步一步的打好地基。
正如他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的那样:影像学永远不能满足于“看得清”,还要不断推动“看得懂”、“做得到”,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看得懂”和“做得到”这两个目标,永远都需要走在世界趋势和中国国情的中间,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去持续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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